在世界电影与中国当代影像的双重谱系中，“小人物飞行”始终是承载梦想与文化特质的核心母题。鹏飞导演、双雪涛编剧的《飞行家》(2026)以东北工业转型为底色，将下岗工人李明奇的造机实践转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飞行。

　　中外谱系：飞行梦想再现与类型突破

　　“小人物飞行”作为跨越文化的影像母题，在中外电影中形成了多样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国外“小人物飞行”的电影叙事始终以“个体自由”为核心驱动，强调对束缚的挣脱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例如在1913年法国默片《飞行的故事》中，铁匠父子以打铁工具打造飞行器，以原始朴素的方式挑战天空，彰显了早期欧洲电影对手工文明和个人意志的浪漫信仰;1929年迪士尼动画《疯狂的飞机》则以喜剧化的方式，让米奇用农场废料拼装飞机，将飞行从严肃的技术实践转化为释放天性、追逐快乐的梦想符号，体现了对个体主动性与想象力的强调。《飞屋环游记》(2009)将飞行升华为对承诺的坚守与自由冒险，卡尔用气球搭载房屋飞向“仙境瀑布”，完成了对世俗规则的彻底逃离;《鸟人》(2014)则以超现实的“飞行”幻象，完成了过气演员对艺术尊严与自我认同的双重救赎，将个体精神的挣脱推向极致。特别是宫崎骏动画中的飞行，往往承载着成长与救赎，《天空之城》(1986)中悬浮的拉普达、《龙猫》(1988)中的猫巴士飞行、《哈尔的移动城堡》(2004)中的魔法飞行，既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也呈现了个体在动荡世界中寻找自由的努力。这些作品中的“飞行”往往弱化现实制约，即使面临困境，最终也能通过飞行抵达理想彼岸，凸显“个体价值优先”的资本主义文化特质——飞行是目的。

　　中国电影史上的“小人物飞行”作品不多，大多数飞行题材的影片主要围绕特定主题展开，形成了以国家叙事与集体担当为核心的表达模式。而在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小人物群体的精神诉求逐渐凸显，以个体经验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影视创作蓬勃兴起，形成了与传统飞行叙事截然不同的“小人物飞行”谱系。阿甘执导的《高兴》(2009)中刘高兴用废品造机，梦想受制于拾荒者的资源匮乏与物质壁垒;乔梁导演的《飞》(2006)中刘百刚的造机实践，面临保守与经济的双重限制。贾樟柯《世界》(2004)中，主人公在微缩景观里遥望“世界”，由Flash动画所表达了飞行的渴望;《三峡好人》(2006)则将三峡拆迁作为叙事舞台，韩三明和赵涛借由飞碟、飞楼、空中飞人等超现实表达对于家园失落的精神补偿。这些作品中的飞行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回应——飞行是手段，是小人物坚守尊严的象征性实践。

　　《飞行家》的出现，为这一谱系注入了突破性力量。它将个体梦想、历史记忆与家庭伦理编织成复杂网络：李明奇的造机行为，既是对工业时代技术尊严的坚守，也是对东北工业转型集体记忆的留存，晚年修复飞行器更将个人梦想转化为家庭救赎。类型方面，它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超级英雄、悬疑、黑色幽默、亲情伦理等类型元素，试图实现现实质感与类型张力的平衡。而在主题方面，它将“飞行”从“对抗困境”升华为“和解与传承”：李明奇的飞行并未强调身份的跨越，而且完成了与历史创伤和家庭责任的和解，飞行不再是单纯的反抗，更成为一种精神传承——工业时代的技艺与尊严，通过造机行为传递给下一代。因此，《飞行家》架起了现实与诗意、个体与时代、艺术与类型的桥梁，尤其突破了“小人物飞行”的传统叙事。

　　文学改编：从“创伤叙事”到“温情救赎”

　　《飞行家》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小说。作为近年来文学和影视领域的东北文艺创作新浪潮的典型文本之一，小说《飞行家》聚焦东北工业转型时期，笔下人物多被历史创伤和生存困境裹挟，飞行梦想是困顿中的理想之光，底色苍凉而悲壮。东北文艺创作新浪潮的核心特质正在于这种对创伤的直面：从双雪涛的《无赖》《平原上的摩西》到郑执的《仙症》《生吞》，再到班宇的《盘锦豹子》《肃杀》，这些作品都充满了对时代变迁的书写。

　　而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实现了从“创伤叙事”到“温情救赎”的叙事转向。首先，创伤不再是叙事的核心驱动力，而是转化为背景与底色。小说中的痛感书写、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在电影中转化为东北工业转型的历史背景，李明奇的造机行为是对创伤的主动和解。其次，人物关系从疏离与对抗转向联结与救赎。小说中人物多在孤独中挣扎，人际关系充满疏离感;电影则强化了家庭伦理线索，李明奇为拯救患病侄子修复旧飞行器，飞行梦想从个人行为升华为家庭责任的担当。最后，结局从悲剧性宿命转向开放性希望。电影中李明奇的“低空飞行”虽未抵达物理意义上的理想彼岸，却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圆满，飞行器短暂升空的瞬间，既是对个人尊严的确认，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相对而言，东北文艺创作新浪潮的文学作品以文字的深度与痛感打动读者，而电影作为大众媒介，需要在保留地域特质与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寻找更具共享性的情感出口。而同样是影视作品，《钢的琴》《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等大多以创伤叙事为核心，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折射时代变迁的阵痛，在历史回望中完成对人性、社会的深度反思;而《飞行家》所采用的温情和励志叙事，剥离了创伤叙事的批判性与复杂性，将沉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轻量化的励志元素，一方面降低了观影门槛，另一方面也部分消解了原著的沉重。双雪涛作为监制和编剧的双重身份，也体现了对电影市场规律的回应——正如东北文艺创作新浪潮的影视改编已形成两种路径：一种是坚守文艺性的“悬疑创伤片”，另一种是脱离地域语境的“商业类型片”，《飞行家》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中间道路。

　　无论如何，“东北往事”需要多元化的声音和风格。创伤叙事的深刻反思为时代留存了珍贵的痛感记忆，而温情救赎的叙事探索则让地域故事触达了更广泛的受众，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构成了互补的表达维度。《飞行家》的改编尝试，既保留了东北工业转型的历史底色与小人物的尊严坚守，又以亲情联结与精神圆满软化了原著的苍凉内核，为东北文艺创作新浪潮的影视转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怀旧空间：地域文化与平民史诗

　　东北文艺创作新浪潮的影视创作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与其鲜明的地域空间再现密不可分。东北的黑土地、工业遗址、旧铁路、苏式建筑构成了独特的视觉符号，而社区邻里间的互动模式、方言俚语的日常使用，则赋予这些空间以鲜活的生命力，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东北社会的独特肌理。

　　《飞行家》在空间上呈现出“去地域化”倾向，李明奇的家、造飞机厂房、佐罗舞厅、郊外试飞场等构成了电影最重要的几个场景，且大都采用室内搭景拍摄。同时，影片并未刻意渲染东北方言的诙谐感或地域景观，而是试图还原东北工业社区特有的生活肌理：师徒间的默契传承、邻里间的互助温情、对“手艺”的敬畏之心，这些藏在空间细节里的文化基因，让地域表达摆脱了标签化印象。

　　不同于小说中工业废墟的苍凉感，电影中的废弃工厂被赋予了温暖的怀旧底色：夕阳下泛着金光的机床、李明奇精心打理的工作间、布满岁月痕迹的工具墙，这些空间场景通过柔和的光影调度，将工业时代的技艺与记忆演绎成可供回望的精神遗产。影片对家属楼、老街区等生活空间的刻画同样饱含温情，这种怀旧是对失落的人际联结与生活方式的珍视。

　　从东北影视剧的发展脉络来看，从“林海雪原”和“闯关东”式的英雄和传奇，到在《人世间》和《漫长的季节》里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东北剧经历了不断日常生活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普通人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在新时代的东北影视作品中，构成作品真正有分量的部分除了英雄人物，还有大量普通人。

　　影片通过空间的纵深拓展，赋予小人物叙事以史诗质感。从微观的居家室内和工作间到中观的工厂园区和舞厅，再到宏观的城市与旷野，三层空间形成了清晰的叙事递进。这种空间拓展让叙事突破了个人命运的局限，将李明奇的造机实践与东北工业转型的宏大历史紧密相连。当飞行器在工业废墟与城市天际线之间短暂升空时，空间的界限被打破，小人物的梦想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成为一个时代集体记忆的缩影。此外，影片也使用了不同时代的纪录片影像(东北老工厂生产实况、国企改制新闻片段、城市建设变迁等)作为叙事元素，让微观空间里的个人抉择有了宏观历史的厚重依托——这些纪实影像与剧情场景相互交织，强化了“平民史诗”的真实感，使小人物的梦想与挣扎成为可触摸、可回望的时代印记。

　　总之，小人物的飞翔梦，从来都不止于对天空的向往，更是对尊严的坚守、对时代的回应与对传承的执着。《飞行家》中李明奇的飞行器，载着东北工业转型的集体记忆，也载着每个普通人在困境中向上生长的力量，让“飞翔”超越了个体梦想的范畴，成为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精神共鸣。

　　《飞行家》作为双雪涛文学影视改编的一次大胆尝试，为东北叙事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东北叙事不能固守传统的“创伤叙事”模式，必须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创新。如何在文艺性与商业性、历史记忆与当代审美、地域特色与共享价值之间寻找平衡，是东北叙事实现当代性突围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