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是要诉苦而是要治愈

　　◎刘敏

　　管虎新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这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在今年5月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他刚刚凭借《狗阵》斩获官方“一种关注”单元大奖。通常情况下，一位导演的拍片节奏过快，难免会因赶进度而使作品质量打了折扣。如此短的时间，管虎能够拿出两部有想法且都制作精良的作品，实属难得。有意思的是，作为第六代导演中活跃且多产的一位，管虎在国内早已算得上功成名就的老将，却因初次入围戛纳，而刚刚成为国际影坛的新人。

　　一地鸡毛的中年生活 一次私人的角色表达

　　虽然被认定为第六代导演，但相比大多数第六代导演对边缘个体的关注，以及作者风格明显的创作，管虎在主流商业片上的创作与成功，常常让观众忽略了他在作者电影领域的创作力。在管虎的作品里，即便是作者的个性化表达，也会融入好看的商业元素。这也使其成为“非典型第六代导演”，让人很难准确定义其导演风格。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狗阵》虽然难以“完美”相称，但总体水准在当下华语的电影中，当属上乘，可圈可点。相较于《狗阵》在影像风格上的突出与雕琢，以及对边缘人物、人和动物互为映照这一特殊角度的挖掘，《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探索的是社会化议题，通俗、接地气，更容易引发共鸣，影像上也更照顾普通观众的感受，接近于一部有作者表达的文艺剧情片。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有关中年男女生活的一地鸡毛，他们面对工作、家庭、生活和朋友的各种现实遭遇和情绪，是对真实生活的高浓度艺术提炼。正如黄渤在上影节首映上所形容的，影片讲的是“人生路途上，两个人抱着大瓶往山上爬，一路拖着举着抱着扛着，难免磕一下碰一下，在半山腰偶尔碰到对方，互相望着喘了口气，然后继续上路……”

　　借力于巧妙的人物关系设置、接地气的对白和优秀的表演，《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虽然有过多的巧合和偶然事件发生，但故事自有其合理性，并不让人觉得刻意。黄渤说影片反映的其实就是大家到了某个人生阶段的所感所悟所思，它不是单纯地关于男人或是女人，而是关乎于人，关乎于生活本身。

　　事实上，无论是导演管虎、总制片人梁静，还是作为主演的黄渤，都已人到中年。影片中的很多细节和内容表达，都带入了他们和周围朋友的私人思考与困惑。黄渤的表演尤其松弛自然，贡献了片中最多的笑料。这是他和管虎的第12次合作，在《斗牛》《杀生》《厨子戏子痞子》等多部作品之后，这大概是他最私人的一次角色表达。除了多才多艺一面的展示，演员许多切身的感受，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创作和表演中，成为二人合作作品中的一个精彩又成功的角色案例。

　　太多偶然和意外设计操纵显刻意

　　影片讲述疫情时期，倪妮扮演的女主和黄渤扮演的男主，因航班熔断滞留于香港，成为隔离酒店里的邻居。一墙之隔，隔音设备又极差，二人的私人困境，都通过或筋疲力尽或恼怒嘶吼的电话通话，被动进入到对方的世界。

　　女人在英国陪儿子读书，因为母亲病危急于归国，同时要面对正值青春期的儿子遭遇文化冲突的情绪管理，以及自身健康、婚姻的状况百出。为了生计，男人隔离期间还在为网络节目配音，而一起走过青春的好友在借钱后失联；另一端是妻子不断追问催款的电话，本已狼狈不堪的男主还是婆媳矛盾的“出气筒”，甚至隔离酒店里的香港室友也不待见他……

　　一男一女，被迫滞留异地，在阳台放空的一刻，因为借用打火机而有了初次接触，因为拿错行李而有了更多的了解，又因为困境中的相助而产生了情感沟通……个体折射群体，偶然也存必然。男人和女人没有具体的名字，隔离酒店的房间号410、412是他们的代号。女人拥有妻子、母亲、女儿的多重身份，男人同样是丈夫、是父亲、是朋友。此外，某些象征性的讲述，尤其是动物的出现，则为影片染上一层神秘隐喻的色彩。譬如，夜晚街道上的野猪——这是疫情期间人类被隔离后出现过的真实现象，但当这一奇观被放置在一部写实的影片中，其寓言效果瞬间拉满。

　　影片的叙事结构一分为二，时空的处理颇为考量。上半场发生在隔离酒店，二人在各自的房间里，靠电话推动叙事和基本信息的交代；到阳台上的隔空初次打交道，再到行李风波和终于面对面，一系列足够有趣的叙事推动着二人关系演进、发展，也在巧妙地讲述二人各自的境况。下半场，隔离结束后，在等待抽签过关的时间里，一男一女在城市中的游荡，空间也一点点向外扩展延伸，直到进入香港这座城市。

　　如果说上半场的讲述独特具体、生动自然，下半场人物进入到更宽阔的城市空间中，情节推进的设计操纵痕迹则稍显刻意。太多的偶然和意外，更多的是从象征层面来讲述人物关系，就如同他们分手后，各自坐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奔赴前方，又再次偶遇并驾齐驱，最后又各自拐入前行方向，直到彻底消失。

　　疫情背景赋予影片新意没有法式浪漫却有东方情愫

　　上有老下有小，自身也面临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曾经的梦想渐渐远去，只成为酒后的感慨和回忆……中年人不得不面对的这一切，在电影创作史上本已无甚新意可言，但导演将故事放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就为影片增添了新意。疫情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留下了难忘的一笔：原本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就容易孤独。在隔离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下，这种孤独感自然加倍放大——这也让个体遭遇更具有张力。

　　同时，选择香港作为故事发生地，也赋予了故事更多层面的意义。城市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元素甚至一个角色，它既是一个物理上的地域过度点，也是人生路上的过度点。临时被困在这里的男人、女人，很多面对至亲都难以说出的话，却在人生路上最孤独的一刻，在封闭环境下与陌生人分享。两人相携短暂一程，又终究要各奔东西。即便如此，短暂相伴岁月里的温暖，也已足够抵挡孤独，甚至治愈心中的伤。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摇滚乐不止一次在片中响起，同样作为中年人的观众，不由感慨万千。

　　导演镜头下的香港，有来自内地人审视下的地域特色，有触手可及的烟火气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酒店遵守章程又彬彬有礼的经理，经营粥铺的老夫妻，海滩上热情善良的年轻人，出租车里健谈的司机……镜头下的香港本地人，有最初的疏离，也有交往后的温情和善意。

　　早在1966年，法国出过一部著名的同名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由克劳德·勒鲁什执导，获得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58年后，中国导演管虎也完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叙事结构上，同样是偶然相逢的一对中年男女，相知、相交，又各奔东西。不过，相比浪漫的法国爱情，管虎的作品更关注的是中年人的生活状态，若隐若现的情愫，有着东方式的克制内敛。比起片名带给人的遐想和预期，最后的结果算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那一段经历是两人生命中的偶然交集，彼此倾诉、彼此慰藉，短暂相遇又各自回归。管虎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并非要诉苦，而是要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