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用父子镜像讲述一段东北往事

　　◎李宁

　　作为上世纪末国内首屈一指的摄影师，顾长卫在转型导演之后也颇为成功，接连创作出《孔雀》（2005）、《立春》（2007）、《最爱》（2011）等质量上乘的文艺片。可惜后来误入现代都市爱情片领域，拍出了《微爱之渐入佳境》（2014）、《遇见你真好》（2018）等折戟之作，成为其导演生涯的一段“歧途”。

　　近期上映的电影《刺猬》称得上是其回勇之作。影片以少年周正与姑父王战团两个“异类”的生活经历为核心，从家族视角建构了一则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北往事。事实证明，当顾长卫回归这类以边缘人、地方性与时代感为标识的文艺片时，往往能够从容自如，发挥出应有的水准。

　　胜利的幻觉

　　《刺猬》改编自短篇小说《仙症》，原著作者郑执位列编剧之一，确保影片基本遵循了小说的框架。在今年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刺猬》斩获最佳编剧奖，贡献绝佳演技的葛优遗憾地错过“影帝”。平心而论，影片的故事情节失于冗长与散漫。反倒是葛优加持下的王战团，才是这部作品最富有感召力的灵魂。

　　顾长卫素来喜欢塑造边缘人物。《孔雀》里的姐姐高卫红不甘于生活的平庸，一心怀揣着成为伞兵的梦想。梦想破灭后，她骑着单车，载着自己缝制的蓝色跳伞，孔雀开屏般穿梭于街头，成为国产电影中的经典一幕。《立春》里的王彩玲、黄四宝、胡金泉等几位文艺青年，都是生活洪流里的异类。跳芭蕾的胡金泉毫不保留地剖白自己的痛苦：“我就像一根鱼刺一样，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我真是个怪物。”最后他甚至不惜投身牢狱，跳起人生的镣铐之舞，将自己自绝于熙攘俗世。

　　《刺猬》同样塑造了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怪物”：王战团与周正。与原著将主要笔墨灌注于王战团不同，影片扩充了周正的篇幅，形成了镜像式双主人公的人物设置。一位是因举报行贿而遭受报复以致失常的精神病人，一位是深陷家庭与学校重压而日益缄默的口吃少年，他们是棋局般的社会结构里被卡住的“死子”，彼此成为世俗污名里的精神慰藉。影片以大量的倾斜构图，有意强化了他们非常规的人生。

　　有趣的是，影片对于两个边缘人的塑造都是从语言介入的：王战团是疯言，周正是失语。语言象征着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潜在的秩序工具。语言能力的紊乱与丧失，意味着二人无法在社会中获取被承认的主体位置。片中，王战团与周正的语言是规训的结果。但很多时候，他们又有意地选择疯言与失语，这既是一种被动逃离，也是一种主动反抗。

　　值得赞赏的是，葛优富有层次感的高水准表演，将王战团时常游弋于谵妄与清醒之间的精神状态演绎得丝丝入扣，也让前半段的故事充满了感染力。女儿出嫁时坐在烟囱上含泪瞭望、儿子意外去世后手抓烟雾等段落，令人动容。相形之下，王俊凯的表演虽然有所进步，但整体表演略显僵硬、单一。尤其是片尾学成归来重返故里的段落，总有一种故作成熟的违和感。

　　有趣的是，与《孔雀》《立春》里的主人公最后都走向理想的幻灭不同，《刺猬》制造了一种理想胜利的幻觉。原著中王战团在儿子王海洋车祸丧生的第二个月因心梗离世，影片则提供了一个稍显明亮的开放式结局：王战团逃出精神病院，游向无边大海，最终行踪不详。周正也周游世界、遍历山川，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然更收获了心灵的开阔。

　　父子的纠葛

　　与双雪涛、班宇等近些年来涌现出的东北作家一样，父亲与东北也是郑执小说里的核心元素。年轻的作家们钩沉着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辉煌与落寞，触摸着社会变动的斫痕，在一种地方性怀旧中书写着工人群体的集体乡愁。于是对于父辈微妙又复杂的执念，成为一代人内心深处的无意识。

　　影片里，王战团与周正不仅是互为镜像的关系，前者实际上还扮演了后者“精神父亲”的角色。父子关系是中式家庭伦理中的主轴，也是这部电影的核心议题。周正生活在一个父亲（爷爷）缺位的大家族里，与奉行父为子纲的周正父亲相比，最年长的男性王战团恰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威权式父亲。他活在一个自洽的世界里，拥有自由、通透、脱俗的精神内核。其悲欣交集的一生，源于一颗被压抑的旁逸斜出的灵魂。王战团于车流中引导刺猬过马路的一幕，恰似他与周正拟父子关系的写照。

　　在影片中，“刺猬”的意象贯穿始终。刺猬一方面是王战团与周正的化身：他们周身带刺，内心柔软，行动缓慢，脱离于正常的社会节奏。另一方面，刺猬在片中又扮演民间信仰体系里的“白仙”角色，是赵老师口中的“爹”，是不容挑战的权威。王战团与周正先后接受赵老师的医治，表现上是迷信活动，实际上是规训仪式。利用民间形成已久的观念体系，借助刺猬/父亲的权威，实施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改造。而王战团与周正吃掉刺猬的行为，尤其是周正向赵老师喊出那句“我吃掉了你爹”，正是象征意义上的“弑父”。于是在化身刺猬与杀死刺猬之间，影片书写了最浓烈的父子纠葛。

　　历史的烙印

　　可以看出，借助周正的成长，影片展现出了从传统大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变动过程中的代际冲突。对于周正的原生家庭关系与王战团的“良好”精神状态的描画，都与当下注重自我实现与个体自由的年轻人形成了共鸣。但可惜的是，影片讲述的跨越几十年的家庭故事，缺少了真实的历史质感。

　　这首先是因为创作者的改编策略。原著中，随着王战团在21世纪初去世，故事主干便告终结。影片加大了周正的人物分量，并将时间线进一步延展至2019年。叙事时空的拉长，使得影片的人生故事被叙述成碎片化的流水账。同时影片也并没有深描社会背景的野心，而是以周正画外音的方式将许多时间节点匆匆交代一番。这种叙事方式与原著俭省的叙事手法有关。例如在讲述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时，影片和原著都以“1998年夏天，我爸妈双双下岗”一句轻描淡写地带过，而非像《漫长的季节》一样，细致地审视时代与社会之变。

　　如果仔细体味，片中当然有许多隐而未发的内容和情绪。例如，面对留级又口吃的周正，面上无光的父亲在面馆中大发雷霆、公然掌掴儿子，却在不经意间暴露出自己也有一丝口吃的症状。此刻，这位经历了创痛的下岗父亲，展现了他失败者的尊严。显然，影片想向我们展示，那些历史的烙印都深藏在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里。

　　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够在细节里发现历史。对于时代背景的过度省略与抽离，最终让影片的东北往事局限在了家庭的方寸之间，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其与社会历史之间更深刻和有机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