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奖”从来不应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标准

　　闻卉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目标，是在得到专业认可的同时，走向人民，走进人民，在人民的口中拥有名字，在人民的心中唤起共鸣，实现既叫好又叫座。

　　这是一部文艺作品最好的归宿。

　　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文艺创作有时会陷入“唯奖项论”的误区，仿佛文艺创作就是为了参评获奖。因此，如何走出“唯奖项论”这一误区，是一道需要认真作答的考题，也是常常在文艺界引发热议的话题。

　　走出“唯奖项论”的误区，创作者一方面要谨记《之江新语》中所言：“文化产品不能故作‘清高’，不屑于讲‘票房价值’，不能再走创作—获奖（省优、部优）—‘搁’优的老路了。”另一方面则要对“创作围着奖项转”的怪圈保持足够的警醒。

　　文艺创作“唯奖项论”，是因为在一些创作者看来，只有获奖才能证明自己的水平和价值；也希望借助奖项能够扩大作品的影响力。的确，奖项在引导文艺创作、评价文艺作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评奖本身更多是一种引导，一级台阶，用来更好地激励创作，帮助作品更好地走向人民——这也是为什么2015年《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后，相关部门大规模地减少全国性文艺评奖，仅当时的文化部就取消了25个全国性文艺评奖。

　　由此可见，如果把参评获奖视作文艺创作的终极目的，而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排除在创作目标之外，就会错误地理解评奖的意义，也会给创作带来损害。一些创作者把参评获奖看作文艺创作的终极目的，于是重评奖而轻创作，不是把精力花在深入生活实践、提升艺术水准上，而是琢磨所谓的评奖标准、获奖规律甚至评委喜好，然后定制作品，导致出现大量同质化作品，窄化了文艺创作的光谱。有些主创团队为了得奖，花大力气在全国范围物色聘请那些经常获奖的大家名家。然而大家名家往往很忙，即便盛情难却挂了名字，也难以抽时间出来全身心投入“这一个”作品，真正进行创作的是字幕表上那一长串名字所组成的团队。很多时候，这样的应景之作都得不了奖，进入市场大众也不埋单。

　　艺术发展规律和艺术创作实践证明，只有创作者发自内心的情感流淌与思想涌荡催生出的作品，才能真正立得住、留得下、传得开。

　　1967年，马尔克斯完成了《百年孤独》。彼时40岁的作家说，这其实是他17岁时就尝试写的小说，当时的书名是《家》。虽然因为太过年轻无法承受题材之重，导致他写了一阵子就放弃了，但故事却在心里扎下了根。“我试着在心里观照，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描述，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句子和我二十年前所写的一样，连标点符号都差不多。我从这一切得到的结论是，有一个题目纠缠着你的时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爆炸的那一天，就算冒着谋杀妻子的风险也必须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涉及的历史横跨六年，而自称“业余编剧”的龙平平的创作过程也将近六年。他曾经明确表示过，《觉醒年代》绝不是任务式写作，创作冲动里有他身体里涌动的烈士后人的血脉，有他与陈独秀同为安徽老乡的情结，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党史专家，他想用学术思维与艺术方式来回答一个始终萦绕于心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会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是怎样找到这条道路的？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觉醒年代》横扫白玉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他们当初都是目标明确地为奖项定制作品，断不会造就如此光彩熠熠的艺术明珠。

　　因为只有源自于心的创作冲动，才会促使创作者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地对作品进行打磨。

　　郑榕曾经回忆当年焦菊隐先生排演老舍的《茶馆》，让演员先以茶客的身份去体验生活，撰写观察笔记和人物小传，之后又反复做小品，设计彼此间聊天的话题。到了正式开排的时候，焦菊隐一边观察一边发出指令，如同交响乐的指挥大师，让舞台上形成了多个声部，各个声部此起彼伏，和谐地构建出了一个整体。

　　放眼当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电视剧《大江大河》还是电影《长安三万里》，都是创作者沉下心来，经过了无数次锤炼之后诞生出的精品。朱洁静曾经在微博中这样记录舞段《晨光曲》的排练过程和感悟：“开排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在小板凳上发呆，乘凉、遮阳、挑米、生火、煲汤、绣花、照镜子……所有的行为语言靠一把蒲扇来完成。渐渐地我发现，这段舞蹈不是靠‘跳’和‘美’来支撑的，而是真实生活里的‘烟火气’，更多的是藏在淡雅素色中的考究和精致，是哪怕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也不会丢失的舒服和熨帖。”

　　艺术发展规律和艺术创作实践同样证明，也只有源自于心的创作，才能够真正走进人民大众的心里，完成文艺作品“以文化人”的使命。

　　路遥从1979年开始构思《人生》并动笔，几易其稿，甚至推翻之前的提纲和构想的人物关系，另起炉灶。1981年，《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初稿完成，他带着稿子去找在煤矿打工的弟弟，把小说念给他听，念着念着，泪流满面。他对弟弟说：你想，作品首先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动“上帝”。路遥没有说错，《人生》问世之后，不仅获得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且在“上帝”——也就是万千读者心中激荡起悠长回响，成为一代代年轻人的“人生之书”。

　　史铁生在《黄土地情歌》一文中有一段关于民歌的文字：“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每个时代都需要属于自己的文艺精品，而称得上精品之作的，都应该是能够映照出时代之心声、人民之命运的作品。这样的作品，需要创作者心无旁骛、摒弃杂念才能创作出来。

　　“评奖”从来不应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标准！总书记曾经言辞恳切地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惟其如此，才能成就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的绚烂图景，才能催生更多留存伟大时代印记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