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剧照

　　涉案题材剧近年佳作频出，传统深厚，创新活跃。在北京市文联日前举办的“涉案题材剧的传统与创新”学术对谈活动上，嘉宾们围绕类型经验、法理情理、人物塑造、价值导向与未来趋势展开研讨。我们获得独家授权，将对话精华内容进行整理、摘编与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

　　主持：戴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嘉宾：田水泉（最高人民法院传媒总社影视中心主任）

　　于飞（爱奇艺奇正工作室总制片人）

　　胡祥（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视听所副研究员）

　　何天平（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戴清：涉案题材剧这些年已形成非常厚重的创作积累。从《重案六组》，到《人民的名义》《破冰行动》《扫黑风暴》《狂飙》《我是刑警》《重器》《藏锋》，再到网络悬疑涉案剧《漫长的季节》《沙尘暴》《微暗之火》《新生》等；还有《警察荣誉》《家事法庭》《江河之上》《阳光下的法庭》这类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法治涉案剧。涉案剧像一个大筐，虽不敢说包罗万象，但已非常丰富繁复。今天要讨论的是：它形成了什么传统，积累了哪些经验，还有哪些成败得失，观众怎么看。

　　先请田水泉主任结合《家事法庭》《重器》《阳光下的法庭》《执行利剑》等，谈谈涉案剧的创作经验。

　　田水泉：涉案剧可以细分为两个类型。一类以写案件为主，一个案件可以结构一部剧，如《破冰行动》《9·18大案侦破纪实》《漂白》等。另一类以写理念为主，通过案件展示办案理念、法律条文。我们影视中心出品的大多数属于后者，如《江河之上》反映环境资源司法理念进步，《执行法官》反映执行难题，《家事法庭》体现法律温情，《重器》反映刑事司法理念更新和法条完善。检察院的《九部的检察官》、公安的《我是刑警》也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创作经验至少有三条。第一，坚持题材垂直，聚焦某一政法机关，确定叙事边界。“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检法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剧中主要人物特别是政法干警，不能为了英雄主义大包大揽、越权行事。第二，坚持现实主义。各国国情、法律体系不同，不能套用欧美律政爽剧套路，细节必须符合我国现代司法规范。第三，坚持价值导向引领。涉案剧先天有普法职能，不能让观众看完对法治动摇，至少要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相信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相信法律是公民遇到困难时可靠的解决办法。

　　戴清：田主任提出的三条原则很关键：办案主体和执行权边界要明确，公检法监律不能越权；情节细节要符合现实主义；价值导向要守住。

　　接下来请于飞总制片人谈谈。涉案剧题材广泛，你们做过当代题材的《罚罪》系列，也做过古装悬疑探案剧《定风波》，请分享创作思考。

　　于飞：先说古装探案剧《定风波》。2021年做这个项目时，《唐朝诡事录》还没播。我们想做中式悬疑诡谲风格下的少年群像古装探案剧。故事用7个看似不相关的单元案件，拼图式呈现底层贯穿的海崖屠杀案和终极问题“夜煞是谁”。我们对案件设计和演员选择都比较满意。但播出结果没有像《唐朝诡事录》《大宋提刑官》那样出圈。反思下来，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太贪心：既想要少年、友情、成长、探案、悬疑，又想要爱情，想把爱情剧观众拉进来，但没有做到极致。结果喜欢探案的人觉得爱情没必要，喜欢爱情的人觉得爱情写得不好，口碑两极。做项目最重要的是找准第一波目标用户。在《唐朝诡事录》《狂飙》等剧中，爱情部分相对就不是最重要的。

　　再说《罚罪》系列。它和《神探狄仁杰》《唐朝诡事录》《庆余年》不同，不是跟着一个主人公延续故事。《罚罪1》是昌武赵氏家族案，《罚罪2》是汉洲房地产开发案，故事不相关，演员黄景瑜饰演的常征和秦枫也是完全不同的刑警。它是在同一世界观下写不同故事、同一内核，即“有罪必罚、法大于天”，探讨法律与情感的冲突以及不同人的选择。

　　这种创作方式好处有三：降低编剧门槛，不用拘泥前作人物生死；降低观剧门槛，新观众没有补剧负担；可以双向引流，新观众看完第二季回头再看第一季。系列剧成功的关键，是强有力且稳定的主创核心。比如《唐朝诡事录》背后有郭靖宇、柏杉、满意等稳定团队；《罚罪》背后是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一脉相承的创作群体，从《我是特种兵》到《罚罪》，能做长期规划，风格也相对统一。

　　戴清：《罚罪》拓展了涉案题材剧的IP世界：不一定要故事情节、人物完全一样，但创作理念和核心团队一脉相承。《唐朝诡事录》人物更贯穿、情节有接续，对观众引导更好，但创作门槛更高。于飞也坦诚谈了《定风波》的教训。我觉得《定风波》未必只是“要得太多”，也有一点“慢了”，热门题材创作周期过长，播出窗口和风险压力就会加大。

　　下面请胡祥副研究员谈一谈。涉案剧永远涉及探案、法理、事理，也涉及生活日常、情感、代际关系。情理逻辑、艺理逻辑和办案的法理逻辑，在情节比重和叙事节奏上怎么协调？

　　胡祥：对涉案剧来说，“案”是最重要的类型特征，必须围绕案件侦破展开叙事。我大体判断：案件侦破是一以贯之的中轴线、叙事主线和主体；人物主角与现实中构建的情感、生活、职场联系，是横截面。两者必不可少，但案件侦破主线应占主要地位，生活情感是次要的。优秀涉案剧大体遵循这个原则。如果家庭生活叙事比重超过案件侦破，就会冲淡主线、拖沓节奏。

　　《我是刑警》做得比较好。徐萌的剧本扎实，用15个案件撑起38集，选3个大案要案，大案串小案，节奏把握很好，展现刑侦技术从走访到DNA、网络侦查的进步。同时秦川的家庭生活写得细腻克制。比如他车上接到陶厅电话要办案，儿子又打电话说妻子青莲生病，他左右为难、手发抖，把警察忠孝不能两全表现得很动人。青莲给他按摩，做饭、切葱怕吵醒他，秦川醒来，倚着门框默默看着，家庭和案件自然融在一起。

　　也有不足。比如《藏锋》，题材有新意，从文职视角切入，主角谭彦是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最后到特警大队当政委。但前七八集对家庭生活、职场仕途描写较多，节奏拖沓，影响了评分，七八集后毒贩杀人，节奏才快起来。

　　法理和情理的关系，是所有涉案剧都要面对的天平。法律谚语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办案人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要把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融入侦破和审理。中国古代有春秋决狱，“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看原心初心。《家事法庭》就是情理法理融合的典型。沈谢秩名字象征古代神兽，开始像冰冷的办案机器，满脑子法律条文；秦睿律师容易共情。网红小笼包抚养权案中，沈谢秩慢慢意识到法官不能只是条文机器。小笼包奶奶送包子，他吃到嘴里那一刻，对情理法理的体会就在其中。优秀涉案剧既要坚持法律准则，也要考虑人间万象与公平正义。

　　戴清：胡祥讲得很好。《家事法庭》讲的是民事家事纠纷，情理法理相融更充分，法律有温度。沈谢秩从冰冷条文坚守者到理解人情，说明法律执行不是冷冰冰的。《我是刑警》是大案要案，夫妻情感克制，叶茂生女儿选择继续当技术刑警，母女冲突与精神传承结合，情感浓度来自刑警精神，而不是鸡毛蒜皮谈情说爱。

　　接下来请何天平副教授谈谈：这些作品有没有比较明晰的题材类型？在不同类型中，有哪些艺术经验？

　　何天平：涉案剧在今天不是一个专门题材，更像一个领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面向。狭义看，从时代分，有古代探案剧、公案剧，如《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神探狄仁杰》；现代涉案剧因法治建设精细度、成熟度提高，赛道越来越丰富。公安题材里，刑侦有《我是刑警》《白夜追凶》，禁毒有《破冰行动》；司法题材里，反腐有《人民的名义》，扫黑有《扫黑风暴》《狂飙》，检察、审判、律师题材越来越多，如《九部的检察官》《无 尽的尽头》涉未检；还有海关等垂直领域。从叙事范式分，有强悬疑刑侦剧，有社会派现实主义如《漫长 的季节》《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也有行业普法类如《阳光下的法庭》《底线》《公诉》。但类型融合、题材跨界已成为大体方向。

　　争议也由此产生。融合跨界有进步性，但实际表现没达到期许。比如正面人物塑造很难：公职人员有职业身份，也有人性个性，人物要饱满，不能扁平高大上；但又必须有困境，困境不能干预职业身份。现在常见困境是中年危机、原生家庭之苦，高度同质化、工业化、流水化。案件塑造也有奇情化、景观化特征。《藏锋》里廖不凡和袁莱的情感线，小说里没有，处理案件的人和制毒嫌疑人情感纠葛，让人跳戏；黑孩、耍孩一出场就是典型反派形象，不是立体人物形象。豆瓣有评论说《藏锋》哪都好，就是配角不出彩。为什么配角不出彩？因为没有把配角当立体、真实、可信的人来塑造。趋势在，但创作怎么跟上趋势，是下一阶段要思考的。

　　戴清：我对《藏锋》有一点不同读解。廖不凡共情的是闹闹，不是制毒师；他看见闹闹，共情的是那个4岁小男孩，不是喜欢美女袁莱，这条线可能被误解。当然，我高度认同你对《藏锋》其他方面的感受。大众审美进步很快，创作者压力很大，刚想到一个好情节，马上就被工业化、同质化。怎么办？最终还是要回到生活厚土。分类标准可以多样：按办案主体分，公安、法院、检察院、监委、律师；按叙事角度分；按时代分。创作越丰富、垂类越细，对创作者要求越高。

　　进入第二环节，先请田水泉主任谈谈：观众审美迅速变化，智媒环境中有AI漫剧、小短剧，长剧涉案题材如何对接、适应？未来有什么规划？

　　田水泉：涉案剧正面人物的塑造，是创作者一直困惑、寻求突破的点，应该向军旅剧、京 味剧学习。《士兵突击》许三多、《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情满四合院》傻柱，这些人物栩栩如生。政法题材剧这些年出品很多，但还没有哪个政法干警形象能让观众一说到警察、检察官、法官就立刻跳出来。反而一些负面人物深入人心，如《狂飙》高启强、《漂白》宋红玉，这并不是创作者初衷。早期《重案六组》季洁、大曾还让人记得，北京台播《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很多人追看，是在怀念季洁和大曾。《重器》余高远、《藏锋》谭彦，一改过去高大完美形象，更立体丰满，但还没完全达到观众要求。我们下一部有《奉陪到底》，写执行法官，王阳、王骁、王佳佳主演，尺度更大，对体制内反面人物塑造也有大胆尝试。

　　戴清：这点我要补充一下，正面人物并非没有亮点。《我是刑警》秦川、《破冰行动》部分人物、《狂飙》安欣、《沉默的真相》江阳，都熠熠生辉。只是群像系列还需要更多。

　　下面请于飞总制片人谈谈：爱奇艺有迷雾剧场，又开设暗流剧场，在涉案题材创作方面有什么考虑、定位和规划？如何适应观众趣味变化？

　　于飞：我小时候大家很少提悬疑剧，更多是警匪剧、刑侦剧、反特剧、缉毒剧、谍战剧，悬疑只是元素。关键节点是2017年《白夜追凶》《无证之罪》成了爆款，让人发现这个类型能播得这么好。2020年爱奇艺推出迷雾剧场，但一定不是2020年才想干，而是从2017年看到观众需求。第一季五个项目用三年打磨，为了剧场化运营把播出时间放在相近时段。迷雾剧场是应对市场和观众变化的厂牌化运营尝试。

　　暗流剧场目前有《凛冬下的罪恶》《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属于横屏精品中剧。按我理解，暗流更轻、更快、更垂直、更多元。投资小、体量轻，给年轻创作团队和演员机会；周期快，半年或七八个月就能和观众见面，能抓社会热点；更垂直，不需要承担那么大野心，照顾好核心用户就能获得口碑和收益；更多元，体量小、快、垂直，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爱好，进行各种尝试。

　　戴清：暗流剧场有点像迷雾剧场破圈后的轻骑兵，更快捷、更轻量，适应智媒环境变化。《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让品牌先亮了。横屏中剧，投入更少、周期更短，可能更快回应热点，这是重要的市场策略调整。

　　下面请胡祥副研究员谈谈涉案剧的悬疑设置和节奏感：包括强情节、高密度、快节奏，追疑、释疑后的审美体验，以及当下观众对爽感的预期。

　　胡祥：绝大部分涉案剧的叙事是靠悬疑推动，悬疑剧更是涉案这一大类下非常重要的子类型，其生命力在悬疑，最大悬疑是未知。希区柯克有一个经典比喻：几个人开会，炸弹突然爆炸，没有悬疑感；如果提前告诉观众桌下有炸弹，某个时间会爆炸，就产生悬疑。

　　国产剧的悬疑感层次不同。大案要案悬疑性强，如《我是刑警》，真实案件，观众知道结果，但想知道警察怎么侦破。国安题材《交锋》，王小枪剧本精妙，表现国安战线上斗争之严酷，多线索交织，悬疑性很强。普法性涉案剧如《家事法庭》，悬疑感不会那么强。网络视听平台如迷雾剧场，靠悬疑制造爽感，受众年轻，习惯快节奏，传播渠道不同，悬疑强度、叙事方式也不同。新趋势如《藏锋》以文职视角，还有作品用文学化手法写人物几十年生活变迁，开篇交代案件，重点写人。

　　涉案剧、悬疑剧没有万能公式。像交通工具：高速公路开汽车，风驰电掣；乡村小路开慢点，看乡间风光；轮船走水路，看烟雾缭绕。不同作品用不同悬疑方式解构、编织。

　　戴清：悬疑感、节奏感一定要以表现内容为第一要义。《家事法庭》势必有生活日常、烟火气、幽默，不能都弄成强悬疑。强度应与内容匹配。不能把快节奏、强情节、强悬疑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若全走向强悬疑死胡同，很可怕。市场化的《唐朝诡事录》观众多，但我们也应建立更健康、更现实主义的观念。

　　下面请何天平副教授谈谈涉案剧在价值理念、正反面人物塑造、真善美坚守和公平正义守护方面的经验与得失。

　　何天平：价值坚守是涉案剧内在核心。2004年总局对涉案剧时段和尺度有管理，之后涉案剧淡了很长时间，到2017年《白夜追凶》《无证之罪》才重回高峰。当时调控，是因为大批涉案剧在价值导向上出问题：尺度失当、美化反派、负面情绪过重，甚至案件细节可能提供模仿渠道。今天好的经验是：案件是窗口，背后讲人的事情，让案件成为人的处境，让人成为案件的意义。

　　《重器》和《藏锋》放在一起看很典型。《重器》讲改革开放后十几年法治建设史，有11个案件，但看点是5个法律人在不同岗位上的成长和努力，案件是法治参与的载体。《藏锋》里的谭彦，观众最后记住的不是他参与哪些案件，而是他从想升迁到重新认识职业意义，实现精神成长。价值引导要落在具体活生生的人身上。价值观有底线和高线。底线是：邪不压正、正义必胜；敬畏生命和法律；惩恶为了扬善；对恶的呈现，是为了照见人性弱点、制度可能和制度信心，最终落到现实观照。《重器》让人感到憋屈，因为法治不成熟年代正义会迟到、程序有问题；《藏锋》让人松弛，因为法治社会成熟后，日常沉潜藏锋，关键时刻亮剑。《重器》讲法从哪里来，《藏锋》讲法要到哪里去。涉案剧直面社会问题，最终要指向人的信心、制度的信心。

　　戴清：人性揭示方面这些年有成败得失。反面人物不宜过度悲情化，对走上歧路者可以有同情，但当他已成为黑社会老大盘踞二十年，再无限同情就有问题。叙事伦理也很重要，镜头、景观、人物关系、主题升华都有伦理倾向。把杀人碎尸者处理得俏皮潇洒，是危险的。《漫长的季节》中沈墨碎尸案后，王阳的眼神是恐惧、迟疑、推拒，不是亡命天涯的苦命鸳鸯。这个眼神把这部最终拿到“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的叙事伦理处理得很好。

　　最后请每位嘉宾谈谈创新、展望和预测。

　　田水泉：我同意要讲分寸的把握。创作实践中常问尺度在哪里，法院没有明确标准，方方面面都可以写。关键看整体观感：观众看完对政法人员更信任、对国家法治更有信心，还是相反。如果反面人物光芒完全压过正面人物，观众记住的全是反面，甚至认为正面人物在现实中不可能战胜反面人物，那就是分寸没把握好。

　　展望未来，以法官为主角的全民大爆款目前还没有。以警察为主角的有《狂飙》、以检察官为主角的有《人民的名义》都有，但法官题材在世界范围内也屈指可数。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期待第一部以法官为主角的大爆款出现。

　　于飞：法官确实最难写。公安行动线多，离老百姓最近；检察官居中；法官离老百姓认知最远。未来更快、更垂类的涉案题材会更多。《我是刑警》不是创新，是回归，回归细节真实，回归“结硬寨，打呆仗”，堂堂正正做涉案剧。多年前这样的项目不少见，近年特别少见。里面办公室老警察煮酸菜等细节，非常符合年代和身边生活。回归内容本真、关注细节真实，可能是未来方向。

　　胡祥：涉案剧受众基数大、影响力广、产业价值重要，管理也很重视。2004年限制涉案剧，就是因为创作导向出问题。现在立项严格，涉案剧是重点。常见的创作问题包括：不符合国情民情社情，过度宣扬凶杀，场景叙事同质化；人物塑造上反派精彩，正派沦为背景板。未来首先必须有正确价值观，然后在故事内容上创新。AI技术发展迅猛，现实题材AI已做得很好。涉案剧天然有悬疑性、互动感，未来也许可以生成互动版本，观众选择不同线索甚至与角色互动，提高传播力，扩大观众群体。

　　何天平：传播环境也在变。短视频正在成为观剧第一现场，大量刑侦高光片段促进传播。但完整观看变成了稀缺的消费行为。创作要拥抱传播变化，也要警惕倒灌影响。创作要对抗碎片化，叙事浓度、信息密度、人物塑造质量、对社会问题洞察都要更深入。这种传播状态会淘汰注水剧，鼓励业界用好的创作对抗碎片化，倒逼行业深耕高质量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