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1999年的自己》：含“沪”量高的生活协奏曲

　　◎郭梅

　　乍看《致1999年的自己》，简直活脱脱的沪版《小巷人家》，只不过棉纺厂换成了九厂，两家好邻居换成了四闺蜜及其家人朋友，年代背景也略晚些。当然，还有林栋哲（《小巷人家》）拼命要考上的重点中学是一中，而毛头（《致1999年的自己》）立志考进去的好学校叫二中——剧中的普杨二中，估计对标的是上海市普陀区的曹杨二中。另外，从室内外的各处场景到方言台词，《致1999年的自己》的含“沪”量比《小巷人家》的含“苏”“粤”量还要高。

　　少年的友谊与成长的阵痛

　　《致1999年的自己》在15岁的小姑娘钱佳玥收到普杨二中录取通知书的惊喜尖叫声中拉开帷幕，围绕她对邻居肖涵哥哥的青涩暗恋，以她从长发到短发的外形变化配合相应的主题曲，讲述一群少男少女的纯洁友谊与成长阵痛故事。其中，有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有对未来的憧憬和茫然，有对家长、老师的喜欢、崇拜和不满、吐槽……一如我们每个人曾经的少年时光。

　　剧中，时时处处以千禧年前后的人和物为底衬：从张信哲的歌迷见面会到显示器厚厚笨笨的老式电脑，从录像带到BP机，还有彼时孩子们上下学骑的自行车都是自己的“宝驹”，而不是现在司空见惯的共享单车……这样的时代“背景板”带给年轻观众十足的新奇感，对年长的观众则是一波回忆杀，可亲、可品。

　　少年人物也各具特色、形象鲜明。比如毛头，老师眼里典型的后进生，生性顽劣，却幸运地享有一份不一样的父爱，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发愤努力、成功逆袭；比如柳婉晴，身材微胖、乐观亲和，不管是乖乖女钱佳玥还是不羁的陈末，都能与之成为莫逆之交，她还在给美国少年丹尼尔一行人做导游的过程中找回了自信、闪闪发光；而肖涵，虽然在英雄父亲的影响下一直“咬紧牙关”做优等生，但也完成了从不敢打架到主动出拳的改变，从抗拒母亲再嫁转为支持母亲争取幸福的成长。

　　“协奏”有余而“严酷”不足

　　少年的成长固然喜人，但《致1999年的自己》最吸引人的恐怕还是中年人的戏份——返城知青、下岗女工、英雄遗孀，围绕中年女主们这几个身份关键词的，是努力再就业，是一地鸡毛的生活，是乐观拾起的“小确幸”，是她们都喜欢的那句歌词——“大不了从头再来”！

　　其中，刻画最细腻到位的是中年人的“夹心饼干”人生况味，尤其是陈秀娥与母亲廖主席和女儿钱佳玥，祖孙三代的两对母女关系，都不太和谐。老太太重男轻女，年轻时让女儿下乡、儿子留沪，到了晚年虽然和女儿女婿同住，但内心更看重远在海外的儿子，生活中动不动就指责女儿秀娥虚荣、小气，甚至冤枉女儿偷自己的名表出门“扎台型”（注：摆阔气）。而佳玥则很讨厌妈妈秀娥偷看她的日记，管控她的生活，与从小带她的外婆更亲昵，对自己的妈妈则无话可说。要不是老公钱康体贴，秀娥这块“夹心饼干”的心恐怕早就碎一地了。

　　如果说《小巷人家》以吴家为麻雀“解剖”出了这世界的不和谐音，那么《致1999年的自己》演绎的则始终是生活协奏曲。换言之，其剧情和主人公人设大多细腻丰满、层次丰富而不失温度。比如，乍看秀娥是不懂得尊重女儿隐私缺乏边界感的“坏”妈妈，但编导很快便安排外婆廖主席私下帮秀娥弥合母女关系，跟佳玥强调“妈妈是因为深爱才乱了方寸”。而以打骂儿子为常态的张启明，则会在老师说毛头无可救药时怒踢老师办公桌，在学校要开除毛头时用整整一个教室的电脑挽回儿子的前途。父母子女之间的隔阂，始终都有深爱和支持作为依托，没有落入原生家庭必有原罪的窠臼。

　　作为年代剧，剧中描摹的中年况味又年代感十足——秀娥的闺蜜爱萍和阿佩下岗后自强不息，一个开馄饨店，一个打两份工，努力活着，并活出了人生应有的自信与倔强。其中，最感人也最亮眼堪称“剧核”的桥段莫过于“旗袍三美”考空嫂了——处于人生低谷的她们不抱怨、不萎靡、不自暴自弃，积极响应政府的“4050工程”号召，在街道的帮助和家人的支持下勇考空嫂。可喜的是，编导也没有“浪漫主义”地安排让她们考上，而是以惜败的结果补足了真实感。

　　另外，该剧还用一定的篇幅真实再现了一条马路之隔的普杨新村和锦绣花园的生活差异，既营造了真实的历史年代感和场景感，也强调了亲情、友情对差别的忽视与消解。如春节返乡，佳玥母女帮助江西女娃免于辍学，又如住锦绣花园的芳芳母女对住普杨新村的闺蜜的珍视与帮助。

　　客观而言，该剧“协奏”有余，而对生活真实的“严酷”欠奉，但在“春节档”播出却是妥妥的暖心之作，并无太多违和感。

　　细节的丰满与方言的意蕴

　　如果说，《致1999年的自己》以少年、中年两条线索的交叉融合，成功地立起剧集的骨架，那么诸多细腻动人的细节就构成了该剧的丰满血肉。阿佩要考空嫂，阿贵悄悄替妻子加固旗袍针脚以免她出洋相，妥妥的“海派好老公”。而最耐人咀嚼的，也许是陈家两代母女关系掰开揉碎的细细铺陈——观念老派不愿做外婆只愿做“婆婆”的廖主席在佳玥顶撞妈妈后，会悄悄告诉孩子“你可以怪妈妈这个那个，但不能怪妈妈不爱你，因为这不符合事实”；而脑门儿上似乎贴着爱虚荣、抠门、计较等标签的秀娥，在母亲确诊老年痴呆后，却做起了“儿子给妈妈请的住家阿姨”——“白加黑”、“五加二”、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毫不计较、从不抱怨。事实上，秀娥是好女人，既懂得如何享受做娇妻，也懂得如何做贤妻；秀娥也是好女儿，不仅懂得母亲的偏心是因为“距离产生美”，理解同胞手足的难，也懂得包容母亲那代人骨子里的传统观念。廖主席临终对女儿说的那声“对不起”，看哭了不少中年女观众……

　　值得一提的是，《致1999年的自己》的台词会时不时穿插些方言词汇，比如口述是“差头”“结棍”，字幕却配以“出租车”“厉害”，既提高了含“沪”量，又照顾了不同地域的观众，这种做法值得点赞。而作为重点场景出现的外滩、东方明珠等也是该剧含“沪”量高的强力证明。生活剧中对地域和方言的强调，或可视为一种创作者的文化自觉，既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氛围感，也让地域文化得以展现。

　　尽管剧集带来的治愈与温暖令人感动，我还是想给编导带句话，虽然巧合、误会是架构剧情的不二法门或顺手利器，但剧中少数细节仍不免太过生硬或不太合乎常情。比如肖涵和陈末巧遇一起看流星雨那场重头戏，又如佳玥不通过班主任就擅自换座位等。还有，剧中一边不断强调张启明是连李清照和辛弃疾都不知道的“差生”，一边却让他在读爱萍抄录的辛弃疾药名词时断句无误、读音全对，难免让人有些匪夷所思。